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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某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辯護詞1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律師受本案被告人沙某的父親沙某甲委托,擔任沙某的辯護人,出席法庭為其辯護。經法庭調查、舉證質證后,辯護人現發表以下辯護意見,敬請合議庭采納。
辯護人總體觀點是:
現有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沙某在犯罪時已滿14周歲;
即使認定沙某在犯罪時在14周歲至16周歲期間,但現有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其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僅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且因未達到該罪的刑事責任年齡而不構成犯罪;
此外,即使認定沙某構成犯罪,但其仍具有未成年人、從犯、坦白、主觀惡性小等諸多減輕、從輕處罰情節,應考慮在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

第一部分 定罪部分

一、現有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沙某在犯罪時已滿14周歲

(一)沙某甲的詢問筆錄不能作為認定沙某年齡的根據

其父親沙某甲的詢問筆錄中雖然提到沙某是屬馬的,實際年齡15歲,但辯護人對該筆錄內容的證據資格、合法性和真實性存在嚴重疑問,并認為不能證明沙某現年15歲。原因在于:
首先,按照該筆錄中的記載,XX縣民警是向沙某甲宣讀的行政案件權利義務告知書,換言之,該筆錄是一份行政案件筆錄。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2條之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該規定僅列舉了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而未明示言詞證據,也就是說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言詞證據在刑事訴訟中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故沙某甲的詢問筆錄不具備證據資格。
其次,該筆錄明確記載沙某甲無閱讀能力,而公安機關只是將以上筆錄按原文念給他聽,鑒于本案無同步錄音錄像,現有證據就不能證明偵查人員宣讀的內容與筆錄記載的內容是一致的,不能排除偵查人員宣讀的內容與筆錄記載的內容不一致的合理懷疑。因而,即使該筆錄具備證據資格,其合法性和真實性也是存在重大疑問的。故該筆錄不能作為認定沙某犯罪時年齡已滿14周歲的根據。

(二)沙某所在的彝族地區存在較為普遍的申報虛歲的情況,沙某的年齡申報是否真實存在重大疑問

根據辯護人與沙某的家人接觸時了解的情況,沙某所在的四川省XX縣系少數民族彝族自治區,也是偏遠山區,該地風俗習慣中,存在較為普遍的報虛歲(即比實際出生日期大一歲)的情況。同時辯護人提交的沙某所在村委會出具的《情況說明》也證實了這一情況。
實際上,從生活經驗看,即使不是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多年前戶口申報系統和身份證制作頒發系統并不完善,社會上也廣泛存在著真實出生日期與戶口本、身份證登記日期不一致的情況。

(三)沙某與其妹妹沙某乙戶口本上申報的出生日期僅相差7個多月,明顯不符生活常識、常理和生育規律,故沙某的年齡申報是否真實存在重大疑問

從辯護人舉示的沙某的戶口本記載的內容可以發現,沙某戶口出生申報日期為2002年6月*日,而其妹妹沙某乙出生申報日期則為2003年1月*日,二者只相隔7個多月,明顯不符合婦女懷孕、生產的正常規律,也有違生活常識、常理,結合上述彝族地區存在較為普遍的申報虛歲的情況,辯護人認為,沙某的年齡申報是否真實存在重大疑問。

(四)骨齡鑒定易出現誤差,僅憑借骨齡鑒定意見不能排除沙某犯罪時未滿14周歲的合理懷疑

骨齡鑒定意見顯示,沙某2017年7月*日攝片時骨齡16周歲。但是,根據2000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骨齡鑒定”能否作為確定刑事責任年齡證據使用的批復》,犯罪嫌疑人不講真實姓名、住址,年齡不明的,可以委托進行骨齡鑒定或其他科學鑒定,經審查,鑒定結論能夠準確確定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年齡的,可以作為判斷犯罪嫌疑人年齡的證據使用。如果鑒定結論不能準確確定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年齡,而且鑒定結論又表明犯罪嫌疑人年齡在刑法規定的應負刑事責任年齡上下的,應當依法慎重處理。
辯護人認為,人的生長發育受遺傳因素影響,不同的人發育規律不盡一致,同時,營養水平、飲食習慣、氣候環境、人文環境等多種因素也決定了不同的人在同一年齡階段的骨骼發育狀況可能也不完全相同,再加上綜合上述戶口本、情況說明等證據,該鑒定意見并不能確實充分地排除沙某在犯罪時未滿14周歲的合理懷疑。
因而,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應當依法認定其犯罪時未滿14周歲或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應當認定為其不負刑事責任。

二、現有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其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

本案中,沙某和伍某均系未成年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70條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312條的規定,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記錄在案。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
而辯護人發現,本案對沙某和伍某進行訊問時,其法定代理人均未到場,且到場的是X區AA街道的工作人員,并非沙某和伍某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故,程序顯然違法,對此形成的訊問筆錄顯然不具備合法性,也不能保證訊問過程的真實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那么,在沙某和伍某的筆錄均不作為證據使用的情況下,現有證據充其量只能證實在沙某身上和伍某租住的房間內發現涉案毒品,即使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為,但因沙某在2017年2月*日時并未滿16周歲,故對非法持有毒品罪不負刑事責任。
退一步講,即使將沙某和伍某的筆錄作為證據使用,但可以發現的是,現有證據只有沙某一個人的口供顯示毒品是來自屈某,且自己是幫他販賣,但這一證據系孤證,缺乏其他證據予以印證,既未查到毒品的去向,也未抓獲毒品下家并進行取證,故不能證明沙某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
辯護人想提醒法庭注意的一點是,沙某身上只有20.93克毒品,其余涉案的740余克毒品以及8萬余元現金均是從伍某的房間內查獲的,如果伍某的毒品均來自伍且,那么這些毒品和8萬余元也應該在沙某而非伍某的房間內。同時,如果是沙某向伍某販賣毒品,那么這8萬余元又怎么會是伍某所供述的“是我們賣了毒品后收回來的錢”?顯然,伍某的供述和現有客觀證據是矛盾的,站不住腳的,不足以采信。
因而,現有證據就不能證實沙某有向伍某販賣毒品或讓其幫他販賣毒品的行為,也不能證實沙某系幫助屈某販賣毒品。
綜上,現有證據不能確實充分地證明其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應當認定其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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