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智豪團隊接受齊某家屬的委托，擔任齊某涉嫌詐騙罪一案的偵查階段、審查起訴、一審階段的辯護人，智豪律師通過了解案情，并結合全案證據，提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法律意見，最終檢察院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
 
一、案件情況
 偵查機關認定：2012年至2019年期間，齊某在緬甸某老街開設“蘋果戴爾”“聯想”店，為謀取非法利益，在明知牛某某詐騙集團向其購買未實名登記的電話卡（黑卡）用于詐騙的情況下，多次向牛某某詐騙犯罪集團銷售黑卡。2019年某月，齊某通過微信在他處購買“黑卡”共計七百余張。齊某在收到黑卡之后，每次將部分黑卡賣給牛某某詐騙犯罪集團，共計一百余張。
偵查機關認定齊某系牛某某詐騙集團實施詐騙案的共犯，遂以詐騙罪對齊某移交檢察院審查起訴。
 
二、接受委托
齊某家屬在得知齊某被刑拘后，通過各種渠道，多方打聽，得知智豪律師專注刑事，有豐富的辦案實踐經驗，遂立即前來智豪律所進行咨詢，智豪律所安排資深律師接待，根據齊某家屬提供的案件情況，對詐騙罪的相關法律解釋、量刑情節和智豪所曾經辦理相關案件的豐富經驗做了詳實的介紹，齊某家屬對智豪律師的專業水平予以認可，當場簽訂委托。
智豪律師在接受委托后，立即辦理會見手續，前往看守所會見齊某，了解基本案情，關心齊某的身心情況，并就案件具體情況向辦案機關申請對齊某取保候審，于同年8月被取保候審。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承辦律師展開各項工作，多次會見當事人，查閱案卷材料并透徹分析，積極與承辦機關交換意見，出具書面法律意見，積極的為當事人齊某爭取合法利益。  
三、辯護意見
智豪律師在辯護意見中提出：第一，目前證明齊某明知牛某某等人實施詐騙的證據，只有齊某單方面的供述，且齊某是聽他人轉述，并未親眼所見或親耳聽牛某某等人提及過，缺乏主觀“明知”的客觀證據；第二，齊某賣給牛某某等人的SIM卡是否用于詐騙的事實不清，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第三，在我國刑法中構成共同犯罪，必須要有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共同故意包括共同認識因素與共同意志因素兩大方面。從共同認識因素角度來講，齊某對于他人是否在實施犯罪主觀上并不明知，即使有所懷疑, 但齊某仍然與對方保持了較明顯的隔離，對于對方的犯罪故意、犯罪模式等一無所知；從共同意志角度來講，齊某沒有任何要加入共同犯罪的意愿或者想法，有追求共同犯罪結果的意思，其他詐騙罪嫌疑人也沒有要接納齊某參與其共同犯罪的意思表示；第四、齊某的行為屬于日常交易行為，與牛某某等人的買賣卡行為與其他任何人的交易并無特殊性。
 
四、辯護結果
本案，在智豪律師的努力爭取下，人民檢察院聽取了辯護律師的法律意見，在退回偵查機關進行補充偵查之后，依然認為偵查機關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最終對齊某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