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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證明對象推動偵查人員出庭作證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鑒定人員、偵查人員等三類人員應當出庭作證的具體情況,但實踐中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仍然較為少見。這種現象帶來的后果就是,控辯雙方難以在庭上展開實質交流和對抗,影響庭審效果;偵查人員不對被質疑偵查取證行為進行充分證明,不利于法官準確作出裁決;被告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得不到充分保障,不利于實現程序公平。之所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落實不到位,存在多方面原因,而證明對象不明確顯然是重要因素之一。

  作為證明對象的實體事實、程序事實與證據事實

  事實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與普通證人出庭作證的區別,最為重大且關鍵的就在于證明對象的不同。偵查人員因其職務的特殊性,與普通證人有截然不同的證明對象,包括實體事實、程序事實和證據事實,偵查人員由于自身角色職責特點,其作證具有特殊意義。正是因為如此,使得偵查人員作為特殊證人更加具有不可替代性,從而更加體現其出庭作證的必要性。具體而言,所有有關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事實和信息都是實體事實,也就是證明犯罪事實是否存在、被告人是否實施犯罪、實施犯罪行為的具體情況、應當被判處多少刑罰的事實。據此,實體事實可以進一步分為定罪事實和量刑事實。而程序事實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出現的,能夠反映訴訟行為是否符合相關程序法規定,即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中相關規定的事實,包括關于管轄、回避、強制措施、訴訟期限等貫穿于整個訴訟過程中的程序事實。依據訴訟階段的不同,可以將程序事實劃分為四類:偵查程序中的事實、審查起訴程序中的事實、審判程序中的事實和執行程序中的事實,其中,可以在審判階段得到證明并被法庭裁斷的是前三類程序事實,發生在執行階段的程序事實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證明對象。

  對于證據事實能否成為刑事訴訟證明對象,歷來存在爭議。證據事實,即證據本身所記載和反映的事實,證據是證據事實的物質載體。證據與事實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證據中包含著事實,但證據并不等同于事實,更不等同于“查證事實”。理論界多數學者均將證據事實排除在證明對象之外。但筆者認為,證據事實可以成為證明對象,是“證明對象中的特殊部分”,理由在于:

  首先,在訴訟證明活動中除免證事實外,沒有不需要證明的對象。其次,任何證據事實其本身不能證明自身的真實性。不存在一種可以“自證身份”的證據,存在的只有證據所表現的真實性程度的高低。再次,任何作為證明依據的事物,都可能轉化為其他證據的證明對象。當證明主體用一個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時,這個證據既是可以證明待證事實的一部分,又是需要被證明的證據事實。根據證據法原理,所有被采納的證據都應當符合“證據三性”,即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作為證明對象的證據事實,被證明的應當是證據的內部屬性,即證據的真實性;而對關聯性的證明,并沒有法律上的判斷標準,只能依靠裁判者的經驗判斷;證據的合法性則是指證據的形式與來源應當合法,屬于證據形式上的要求,而非內部屬性。目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進行質證的大部分證據都是由偵查人員搜集并固定、保存的,關于證據的來源、真實與否,偵查人員掌握著最多的信息,在需要對證據真實性進行證明的場合,由偵查人員進行證明是十分合理的,特別是在控辯雙方對此存在異議,法官又難以依據其他證據進行判斷時,偵查人員出庭作證非常有必要,從而讓法官成為證據真實性的最后判斷者,而不是預先設定了證據的真實性。偵查人員對證據事實的證明,主要在于通過其他證據來證明自己收集并移交給起訴使用的證據是真實可靠的。例如,對勘驗、檢查、搜查過程中提取、扣押的物證、書證真實性的證明,應當有相應符合形式要求的勘驗檢查筆錄和物品清單證明該證據是在取證過程中發現的,同時,法官應當審查該證據事實與其他證據事實是否有矛盾、沖突之處,是否能共同證明案件事實,偵查人員提供證明的證言是否有疑點等,否則該證據的真實性應當存疑,對于真實性存疑的證據不應當作為定案依據。

  在規范上明確偵查人員對證據事實的證明義務

  當前,對實體事實和程序事實的證明尚有相關法律規定作為支撐,但偵查人員對于證據事實的證明卻難以在法律中找到依據,這無疑是立法上的一塊空白。能被法庭采納,且作為定案依據的證據,應當在各個方面都得到查證,也就是刑事訴訟法所表述的“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在司法實踐中,對證據的查證一般是由提出證據的一方承擔證明證據合法性、真實性的責任,即公訴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使證據進入到證明案件情況的環節前,要先證明各自提出的證據具有合法性、真實性,對于不能證明合法性、真實性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要證明證據的真實性,由證據收集者進行證明更為恰當。我國刑事訴訟中絕大多數證據均由偵查機關負責收集,僅有少部分證據是由法庭依職權進行調查獲得或辯護人自主調查獲得。要求公訴人證人身份證明證據的真實性,顯然是不合理也缺乏可行性,因為,公訴人在通常情況下并非證據的收集者,公訴人對于證據的來源并不清楚,其所掌握的證據一般都是由偵查機關收集并移交的。在被要求證明證據的真實性的場合,由作為證據收集者的偵查人員對證據真實性進行證明更為合適。

  另一方面,法律規定了偵查人員需要對收集證據過程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可見,在立法者眼中偵查人員的取證過程確有違法的可能,偵查人員提交的證據并不都能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同樣需要當庭質證,經查證屬實才可以。而且,實踐中由于偵查人員制造虛假證據導致被告人被錯誤定案的個別案例也是存在的,顯然,偵查機關收集的證據并不一定都符合證據真實性要求。對此,刑法中既規定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偽造證據罪”,又規定了“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司法工作人員犯本罪的,從重處罰”,表現出對偽造證據主體“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僅辯護人會偽造證據,司法工作人員也有可能提供不具有真實性的證據,如此規定的目的是通過刑法的威懾力遏制企圖通過偽造證據影響司法裁判的行為。既然在刑法中已經認可了偵查人員具有提供不符合真實性證據的可能性,作為保障實體法得到正確實施的程序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應當有所規定。

  為此,建議在法律條文中增加對偵查人員出庭證明證據真實性的明確規定。具體而言,在對證據事實進行查證、證明的階段,若控辯雙方對某一證據沒有異議,且法官認為證據事實確無證明需要可以采信時,或者該證據對認定案件事實影響不大時,可以不對證據事實進行證明,以節約司法成本、提高訴訟效率;若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某一證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且該證據對認定案件事實有重大作用,在公訴人運用已有其他證據無法證明該證據真實性的情況下,法官應當本著謹慎、求實的態度,要求偵查人員提供對證據真實性的證明,且出于對直接言詞原則的貫徹,偵查人員應當出庭作證。在偵查人員出庭后,由法官先進行詢問,然后由控辯雙方進行交叉詢問,偵查人員也可以出示其他能證明證據真實性的證據。在調查結束后,法官應當根據內心形成的確信,判斷該存疑證據的真實性是否得到了充分證明,對于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存在偽造可能性的證據,均應當排除,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由此,通過明確規定,偵查人員出庭證明證據真實性的制度,使偵查人員在今后偵查活動中企圖通過提供不具有真實性的證據來“破案”時能有所警示,因為他將要面對的是來自兩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方面是刑法懲罰的威懾,另一方面是在訴訟中出庭作證的壓力。所以,如此多的不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弱偵查人員提供不具有真實性之證據的動力,實現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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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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